第九卷 猛兽步高岗 第二十一章 土地制度乃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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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农工商并重?”李虎马上明白了范直昌的意思。“对。”范直昌说道,“我们以农业为基础,以商贸发展来带动手工业的发展,以手工业的发展来创造更多的财富,从而促进中土财富的增加。中土财富增加了,朝廷在重新分配财富的时候就掌握了主动,就可以让王国、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的财富都随着中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,继而形成一种利益上的平衡,达到国富民强这个最终目标,如此一来,我们的变革就成功了。”
“所以,我认为,我们的变革策略应该是在确保农业的基础上,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,这样不但摆脱了‘抑兼并’和‘不抑兼并’的桎梏,也缓解了朝廷、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之间激烈利益冲突,缓和了官民之间的矛盾,从而确保朝廷的变革稳步推进,确保中土国力迅速增强并完成统一大业。”
李虎陷入沉思。
范直昌的变革是全新的,是他在书上没有看到过的,也是历代变革先贤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新办法。
范直昌则滔滔不绝,继续阐述自己的变革策略。这一次,他说到了土地制度和田赋,说到了国之根本。
“从历史上来看,每到王朝更替的时候,土地兼并也是最严重的时候,土地兼并造成百姓无田可耕,百姓无法生存了,于是揭竿而起,但本朝百姓揭竿而起,却不是因为无法生存。本朝为防止难民暴*,有完善的募兵和赈济制度,确保人人都有一口饭,都能生存,所以本朝百姓揭竿而起的暴*寥寥无几。”
“立国初期,川蜀王小波、,是因为朝廷的茶叶专卖政策;前几年宋江起义,是因为朝廷的刮田政策;江南的方腊起义,同样因为专卖政策原因;河北起义,还是政策原因。所有这些政策都体现了一个特点,官与民争利。朝廷为了增赋,横征暴敛,把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,这些人为了反抗暴*,揭竿而起。”
“本朝田制不立,土地自由买卖,,但百姓没有为土地严重兼并而失去生存的机会,也没有为此而造反,相反,他们不堪于朝廷新政的压榨而造反了。王小波、李顺是川蜀的茶商,宋江是梁山泊的庄园主,方腊是漆园的雇工,他们都不是耕地的农民,他们都是被朝廷为增赋而实施的掠夺他们财富的财经政策逼反的。”
“王荆公变法,,尚没有走到官逼民反的严重地步。蔡京主政,把对手全部赶出了朝廷,为所欲为,结果官逼民反。我们变革,也是一言堂,同样没有对手,总帅利用强悍的武力,可以强行推行各项变革政策,但危险性更大,稍有错误,必定引发一连串的事故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“,尤其在财经制度上,更是小心翼翼,唯恐激起民愤,但到目前为止,朝廷的财经制度改革都是拨乱反正,都是废止蔡京新政的蜕变部分,基本上还在沿袭文荆公变法的思路,不敢有分毫的篡越。”
“文荆公变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,.虽然有助于朝廷改善财政危机,但效果不明显,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。当年文荆公试图立竿见影,步子迈得太大,失败了;蔡京主政后,步伐不是迈得太大,而是打马飞奔,结果一败涂地。”
“两人失败的原因,归究起来都是一个,。本朝赋税两大块,田赋,就是土地税,在乡村收取。其次就是商税,主要在城市收取。其它诸如身丁税、官田税都有限,要想增加赋税收入,必须在田赋和商税上想办法。”
“,就是秋夏各征一次田赋。本朝土地数量基本固定,在土地大量兼并的情况下,田赋没有增长的可能性,只有想方设法堵塞瞒报漏报,确保田赋不减。”
“田赋没有办法增收,只要在商税上想办法,于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,新的盐钞法,变‘交子’为‘钱引’等等一系列掠夺制度,但这远远解决不了问题,蔡京一咬牙,巧立名目增收赋税,搜刮民田,增加免役钱,胡搞一气,结果官逼民反,新政失败,蔡京也身败名裂。”
“文荆公和蔡京的变法,单纯从财经制度上来看,都是理财。大宋财富就那么多,你不设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,那所谓的理财就是重新分配财富,而不是去创造财富。只有一块大饼,三个人分,你分得多了,其它两个自然分得少,矛盾自然就大了,所以这办法行不通。退一步说,即使文荆公变法成功了,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财政危机,迟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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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虎认同范直昌的观点。
大宋财政危机的确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,大宋的财政收入非常高,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国库入不敷出,一旦有了战争等额外支出,财政随即无法维持。
“土地兼并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设法少缴或者干脆不缴田赋,如果我们从土地兼并问题上着手,修改‘田制不立’这个基本国策,是不是可以增加赋税收入?”李虎问道。
“你这个想法蔡京试过了,西城刮田所就是负责干这个,这个办法作用有限,就算我们抛开贪赃枉法的因素让官田数量增加了,但总体财富没有增加,而且,它将严重影响粮食产量,继而直接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。”
范直昌这句话让李虎很惊讶,“有这么严重?”
范直昌点了点头,“本朝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,正是得益于‘田制不立、不抑兼并’的土地制度,这个制度一旦改了,赋税收入不是增加,而是骤减。”
“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为自己的恒业,并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励,这导致农户们纷纷向过去荒闲的水域、滩涂、沙地要土地,出现了圩田、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,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数量的增加。这个制度如果改了,还有谁去开垦土地?”
“土地是自己的,所以不管是小农家庭还是大地主,都会竭尽全力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。对于小农家庭来说,主要是勤恳劳作、利用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及工具提高产量,以便养活自己,改善生活;对于大地主来说,不仅要在土地上进行规模化耕作,以获得最大收益,还要倾力投资以便把这份家产世代继承下去。这直接导致农业发展,粮食产量增加。如果土地都变成官田,土地都是官府的,农夫们为官府种田,还有多少积极性?官府又会在土地上连续投资以提高产量吗?”
“土地兼并导致租佃制出现,而租佃制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地主有土地,将土地租佃给无地农户耕种,双方依照契约进行收益分成,在此制度下,佃农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,另外由于地主少、佃农多,有竞争,使得佃农耕地积极提高,而地主因此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。由此促进了农业发展,提高了粮食产量,提高了农夫们的生活水平。”
“农业发展了,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即出现。朝廷为解决这一问题,积极发展工商、采矿、纺织、加工、运输等行业,以帮助乡村的剩余劳动力生存下去,并确保国家的稳定。假如土地制度改了,农业发展陷入停顿甚至倒退,那么我们拿什么养活一亿人口?土地是国之根本,土地制度更关系到国祚兴亡,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国家发展,为什么要修改?”
“不管是我祖父,还是文荆公,蔡京,没有人对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质疑。”范直昌郑重说道,“大宋的土地制度绝对不能改。”
“当然,土地兼并的弊端非常严重,它直接导致贫富分化,尤其到了今天,贫富悬殊更是可怕,由此导致叛乱迭起。早年王小波、李顺起义,檄文里就提出要‘均贫富’,宋江、方腊起义同样如此,但贫富分化不仅仅是土地兼并造成的,还有其它各种原因,而解决贫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财经制度,合理分配财富。为解决这个问题,就要变革,但像文荆公、蔡京这样变革显然不对,虽然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,他们也不想搜刮百姓,把百姓逼上绝路,但结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。”
“总帅现在的变革属于是拨乱反正,以换取民心。”
“拨乱反正的后果是赋税锐减,赋税锐减的后果可想而知,虽然现在朝廷的机构和官员大量精简,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费用开支,包括京都扩建都停了下来,而军队仅保持在四十万不再增加,但天下三分,战争不断,目前的赋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开支,进行一统天下的征伐大战绝对不可能。”
“我们在此情况下,继续走文荆公的变法之路肯定不行了,我们必须走其它的路,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农工商并重,在进一步发展手工业,增加总体财富的同时,进一步发展商业,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赋税制度,合理分配财富,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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